观察肿瘤发病率或死亡率下降，仍然是目前判断肿瘤化学预防是否有效的主要指标。

       但采用这个指标有两大缺点：1、需要很长的观察时间（数年或10多年），因为从上皮内肿瘤发展成浸润性癌很缓慢；2、需要大人群（数千人）才能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的要求。为了克服以上缺点，目前正在研究替代性终点生物标记（suurrogatie endpoint biomarker）。这些生物标记的改变多发生在癌变较早期，但又和浸润性癌发生密切相关，可以用于判断癌变进展与否，因而可是观察期限相对缩短。由于这些生物标记有很高的精确性和较低的个体差异，因此所研究的人群数量可以减少。寻找和研究替代性中间终点生物指标对肿瘤化学预防疗效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单一指标可以获得满意效果。有报道，合成的维生素A类衍生物可以逆转支气管上皮的增生。新的肺癌化学预防药物正在研制中。今后，在生物标志物（中间终点指标）阳性的高位人群中进行肺癌的干预试验，可能才是有效而成功的一级预防战略。

     目前，人们在探索运用检查呼吸道液体和细胞的生物标志物来提高筛查的敏感度的策略，这个方法假定呼吸道肿瘤的癌变过程式多阶段的，细胞从正常到恶化有一个逐渐的过程。遗传标志物改变提示细胞恶变，可以用来区分高风险人群，一边进行随访和开展作用于癌变过程后期阶段的化学预防研究。备选的遗传变化可能涉及肿瘤范围和肿瘤抑制基因。痰标本中p53基因突变的发现便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能找到遗传标志物与肺癌危险性的关系，便有可能重新评估肺癌傻×。我们还需要在人群中大量研究这些分子和细胞标志物与肺癌的关系，这些标志物近期还不能用于临床实践。